廖得的三輪車【華文親子導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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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在各種交界的廖得牧師
廖得牧師出生在雲林二崙(1889-1975年),是十個孩子中年紀最小的。他的父親很早就去世,廖得因為家境貧困,到了上初中的年紀,看起來仍像個剛讀國小的孩子。從小就到教會的廖得受鄰舍排擠,但在媽媽的鼓勵下,他仍繼續參加教會主日學。來到西螺教會,由梅監務牧師(Rev. Campbell N. Moody,在台服務:1895-1931年)為他施洗,體弱的他得到彰化基督教醫院蘭大衛醫師(Dr. David Landsborough,在台服務:1895-1939年)的特別照顧。廖得在梅牧師的鼓勵下入小學讀書,成績優異的他在四年級即越級讀長榮中學,1911年中學畢業後,隨即進入大學(今台南神學院)就讀,1915年從大學畢業,與林螺女士結為夫妻,受派到鳳山教會擔任傳道師,育有三子、五女,晚年再娶江金蓮。
廖得受蘭醫師與梅牧師兩人的典範影響,願意獻身,一個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因為上帝的福音而有機會翻身,成為了高級知識分子,是一個以認真的態度看待信仰的樸實信徒。
廖得與林螺婚後同心傳福音
從成立中會開始的自治
1915年適逢南部設教50週年,廖得初任鳳山教會傳道師,本地信徒隨著教勢的拓展,累積了許多可見的成果,也由此有前瞻的動力,開始接手教會的經濟與管理,一群台籍傳道人高聲喊出「自己的教會自己來」的願景。
廖得與楊士養、吳希榮(吳熙榮)等傳道人帶著昭昭天命的積極思想,認為自身對教會與社會的發展都負有責任,又同時吸取日人治理教會的經驗,肯定自己可以做到「自治、自養、自傳」的三自教會憧憬。
在廖得與吳希榮、林燕臣、高篤行、蘇育才、鄭溪泮等牧師共同努力,1921年高雄升格為自治區。1926年南部中會再增設台南、嘉義、台中三個自治區,成為四個區議會,這部分也是廖得著力最深的,他在促成自治的運動中擔任書記的角色。1930年南部中會改為南部大會,正式分設高雄、台南、嘉義、台中四個中會。
1940年始,日本陸續向英、美等國開戰,在台灣的外籍宣教師們被日本政府驅離台灣。南北教會多由台人接下了棒子,因此能在英、加母會勢力被迫退出後,在日、台教會的新合作模式下,堅忍度過日治後期的困境。
看見可能的自養
吳希榮曾辭牧職返鄉經營果園奉獻,希望教會能自養。雖然吳希榮為了屏東教會建堂身心消耗,不幸於1922年底一病不起而離世,但蘇育才接棒鼓舞信徒,讓屏東教會的禮拜堂幾乎都由本地信徒自力奉獻獻堂。
廖得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教會自養有著深刻的描述,在擔任傳道人的初期,不論在開會討論或是到處宣傳,都極力鼓舞教會應該及早自養。他也向教士會申請,和同窗陳朝明到北港嘗試賣書兼佈道,當中雖遇各式的困難,遭人辱罵也不改其志,不斷嘗試讓本地信徒能支持教會的經濟。
他畢生不改其志,奉行教會自養的概念,曾有一間教會要聘請他去當牧師,當提及要多少謝禮才肯去時,廖得回答說:「只要吃飯時想到留一口飯給牧師吃,那麼多少錢都無所謂。」重點是教會能負擔多少,而不是傳道人需要多少,只要讓他能活下去就好!也因此他自嘲自己是一個廉價牧師,然而這些努力都是為了使教會能早日自養獨立,不再需要受到國外母會的協助。
出自使命的自傳
1938年在南部的廖得觀察到高雄地區僅有三間教會,除了專屬日本人聚會的港町日本基督教會之外,屬於台灣人的只有旗後教會以及北野町(今鹽埕)教會。大高雄的信徒禮拜天必須長途跋涉作禮拜,隨著時間推移,信徒也逐漸失散。因此廖得將這些四散的信徒聚集,租借房屋取名為前金傳道所,重新開始聚會。
廖得一面親自帶領禮拜,一面積極四處傳道,尋求從外地移居到市區的基督徒前來禮拜,信徒也與他同心協力,經過三年的努力,信徒人數增長,逐步發展到進入苓雅寮堂會、新興教會階段。到了蘇天明牧師時代(1954年起)在高雄地區設立許多教會,對高雄地區的傳道影響甚鉅,更帶動了全台灣的「倍加運動」。
1948年廖得認為新興教會已經發展穩定,就從新興教會退出會員籍,成為一位不隸屬於任何教會的自由傳道者。他開設了傳道社,栽培平信徒傳教者,傳授自給傳道的方法,傳揚福音不能只依靠傳教師,那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的責任。
廖得在高雄凹子底開設傳道社
廖得的福音三輪車
廖得的故事就是他不斷被耶穌福音熱誠催逼,離開原本看似穩定的生活,這是提倡自傳最具體的行動。他對自治、自養與自傳的畢生堅持,也彷彿預告了後續台灣教會的健全發展、自主獨立與積極對社會見證上帝國福音的想望,讓閱讀他人生故事的人,心生嚮往,充滿佩服更備受激勵。
他的三子廖恩加成為牧者;次子廖恩賜創辦得恩堂眼鏡,是以廖得的得、廖得兒女輩的名字中的恩取名,因為他銘記父親交代,記得上帝的恩典、榮耀上帝。
照片提供/廖得家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