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生在各種交界的廖得牧師

廖得牧師出生在雲林二崙(1889-1975年)，是十個孩子中年紀最小的。他的父親很早就去世，廖得因為家境貧困，到了上初中的年紀，看起來仍像個剛讀國小的孩子。從小就到教會的廖得受鄰舍排擠，但在媽媽的鼓勵下，他仍繼續參加教會主日學。來到西螺教會，由梅監務牧師（Rev. Campbell N. Moody，在台服務：1895-1931年）為他施洗，體弱的他得到彰化基督教醫院蘭大衛醫師（Dr. David Landsborough，在台服務：1895-1939年）的特別照顧。廖得在梅牧師的鼓勵下入小學讀書，成績優異的他在四年級即越級讀長榮中學，1911年中學畢業後，隨即進入大學（今台南神學院）就讀，1915年從大學畢業，與林螺女士結為夫妻，受派到鳳山教會擔任傳道師，育有三子、五女，晚年再娶江金蓮。

廖得受蘭醫師與梅牧師兩人的典範影響，願意獻身，一個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因為上帝的福音而有機會翻身，成為了高級知識分子，是一個以認真的態度看待信仰的樸實信徒。

廖得與林螺婚後同心傳福音

 

從成立中會開始的自治

1915年適逢南部設教50週年，廖得初任鳳山教會傳道師，本地信徒隨著教勢的拓展，累積了許多可見的成果，也由此有前瞻的動力，開始接手教會的經濟與管理，一群台籍傳道人高聲喊出「自己的教會自己來」的願景。

廖得與楊士養、吳希榮（吳熙榮）等傳道人帶著昭昭天命的積極思想，認為自身對教會與社會的發展都負有責任，又同時吸取日人治理教會的經驗，肯定自己可以做到「自治、自養、自傳」的三自教會憧憬。

在廖得與吳希榮、林燕臣、高篤行、蘇育才、鄭溪泮等牧師共同努力，1921年高雄升格為自治區。1926年南部中會再增設台南、嘉義、台中三個自治區，成為四個區議會，這部分也是廖得著力最深的，他在促成自治的運動中擔任書記的角色。1930年南部中會改為南部大會，正式分設高雄、台南、嘉義、台中四個中會。

1940年始，日本陸續向英、美等國開戰，在台灣的外籍宣教師們被日本政府驅離台灣。南北教會多由台人接下了棒子，因此能在英、加母會勢力被迫退出後，在日、台教會的新合作模式下，堅忍度過日治後期的困境。

看見可能的自養

吳希榮曾辭牧職返鄉經營果園奉獻，希望教會能自養。雖然吳希榮為了屏東教會建堂身心消耗，不幸於1922年底一病不起而離世，但蘇育才接棒鼓舞信徒，讓屏東教會的禮拜堂幾乎都由本地信徒自力奉獻獻堂。

廖得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教會自養有著深刻的描述，在擔任傳道人的初期，不論在開會討論或是到處宣傳，都極力鼓舞教會應該及早自養。他也向教士會申請，和同窗陳朝明到北港嘗試賣書兼佈道，當中雖遇各式的困難，遭人辱罵也不改其志，不斷嘗試讓本地信徒能支持教會的經濟。

他畢生不改其志，奉行教會自養的概念，曾有一間教會要聘請他去當牧師，當提及要多少謝禮才肯去時，廖得回答說：「只要吃飯時想到留一口飯給牧師吃，那麼多少錢都無所謂。」重點是教會能負擔多少，而不是傳道人需要多少，只要讓他能活下去就好！也因此他自嘲自己是一個廉價牧師，然而這些努力都是為了使教會能早日自養獨立，不再需要受到國外母會的協助。

出自使命的自傳

1938年在南部的廖得觀察到高雄地區僅有三間教會，除了專屬日本人聚會的港町日本基督教會之外，屬於台灣人的只有旗後教會以及北野町（今鹽埕）教會。大高雄的信徒禮拜天必須長途跋涉作禮拜，隨著時間推移，信徒也逐漸失散。因此廖得將這些四散的信徒聚集，租借房屋取名為前金傳道所，重新開始聚會。

廖得一面親自帶領禮拜，一面積極四處傳道，尋求從外地移居到市區的基督徒前來禮拜，信徒也與他同心協力，經過三年的努力，信徒人數增長，逐步發展到進入苓雅寮堂會、新興教會階段。到了蘇天明牧師時代（1954年起）在高雄地區設立許多教會，對高雄地區的傳道影響甚鉅，更帶動了全台灣的「倍加運動」。

1948年廖得認為新興教會已經發展穩定，就從新興教會退出會員籍，成為一位不隸屬於任何教會的自由傳道者。他開設了傳道社，栽培平信徒傳教者，傳授自給傳道的方法，傳揚福音不能只依靠傳教師，那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的責任。

廖得在高雄凹子底開設傳道社

廖得的福音三輪車

廖得的故事就是他不斷被耶穌福音熱誠催逼，離開原本看似穩定的生活，這是提倡自傳最具體的行動。他對自治、自養與自傳的畢生堅持，也彷彿預告了後續台灣教會的健全發展、自主獨立與積極對社會見證上帝國福音的想望，讓閱讀他人生故事的人，心生嚮往，充滿佩服更備受激勵。

他的三子廖恩加成為牧者；次子廖恩賜創辦得恩堂眼鏡，是以廖得的得、廖得兒女輩的名字中的恩取名，因為他銘記父親交代，記得上帝的恩典、榮耀上帝。

照片提供/廖得家族